转载：妈妈去了天堂，谁能让爱站起来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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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梅13岁时骤染重症类风湿，从双手开始变形，接着双腕、双肘、左右肩、双脚踝关节变形，左右两侧宽关节呈坐位、双腿膝关节弯曲90度，最后只能依靠轮椅生活，医生称这种病为“不死的癌症”。小姑娘是在关节的变形和不断的疼痛中长大的，她在妈妈爱的壁垒里，一躲就是18年。那深深的母爱，一直激励李梅顽强地活下去。而就在失去妈妈，李梅万念俱灰时，一个爱的身影如电光石火横空出世，点燃了她痛失母爱的黑暗天空，一对同病相恋的有情人开始准备携手站起来，追求更有质量、更有尊严的生活！
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，李梅动情地说：“生命，无论多么卑微艰难，都会有一个支撑它活下去的理由；而让我活下去的理由，那就是‘爱’！”
母爱堡垒中，卑微生命也有活下去的希冀
    我叫李梅，1973年农历10月26日，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，有三个姐姐。我母亲黄淑琴是家庭主妇，父亲李凤义是县城一所小学的烧炉工。
    1986年冬天的一天，在八彦县兴隆镇铁路子弟小学读五年级的我右手指握笔突然很困难。紧接着，另一只手、双脚、脚裸也肿了起来，双肘关节和双膝关节肿痛。当我的右肩宽髋关节肿痛到无法背书包，而腿脚的关节疼得无法站立时，我无奈退学。
    经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我患上了可怕的重症类风湿，是“不死的癌症”。这种病最要命的就是不断的剧烈的疼。那种疼痛就像猛然有人在关节腔里插上一把刀，疼得满脸是泪，满身是汗！这种痛每天至少几十次，多则达到上百次！我经常疼得不能进食，发起高烧，而且不能睡觉，实在困得不行了才能眯一会儿，还不断地被那种从关节腔里发出的抽痛疼醒……
   一天中午，当那种酸涩蚀骨的痛楚强行侵犯我的病灶时，我挣扎在窗边，这时，恰好有同学窗前走过，飘扬的秀发，矫健的步子，让我的心很痛。我使劲拿起床头的字典，负气地砸向我肿痛的关节：“该死的关节，你为什么这么痛啊！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啊！我可以不跳皮筋、踢毽子，可以不参加运动会，不跑第一，可你得给我走路的权力呀！”我如山洪般咆哮般哭嚎。
    这时，正在做饭的妈妈被我的惨烈哀号惊呆了，踉跄地跑进房间安抚我，手上沾满她到郊外采集的野菜叶，因为她舍不得花钱买青菜。自从我生病，善良的父亲戒掉了偶尔才喝几盅的小烧酒，三个姐姐不再张罗买新衣，一家人都在省钱给我看病。可怎么治疗用药都不管用，愁得爸爸和妈妈的头发很快都变白了。
    我不想让父母每天面对一个瘫在床上的病女。我开始大剂量地吃止疼药，强撑着走路，重新走进校园。不久，我考进了兴隆镇第三中学。
但大剂量的止疼药让我身体有了耐药性，初中上了不到一学期，我终于支撑不住，倒了下来，右宽关节肿痛，双腕强直，双肘强直，手也变得像鸡爪一样可怕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把书放在离我视线两尺远的地方，这是我的双手能够够得着的距离。妈妈只得经常背着我去上学。我用这样的方式读书，竟考进县里比较好的第三高中，斗志昂扬地准备跟命运较量一番，争取考上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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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一下学期的一个早晨，我想起床却动不了，病情继续恶化。妈妈抱着我僵直的身体放声大哭，我却只能无助地报以微笑，因为我连抚摩妈妈脸庞的能力都没有啊！这样，我不得不辍学了。之后几年，我的病情越来越糟，只能呆在家里，在妈妈爱的壁垒里艰难地支撑下去。到了1998年，我正值花一样的年龄，正是一般女孩事业、爱情双丰收的时候，我却彻底倒下，瘫在床上，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！！我对自己彻底绝望了，也不愿再拖累家人，想到了自杀。
   1998年7月5日清晨，我拿出偷藏起来的父亲的剃须刀片，决定划大腿动脉自杀。可我两个僵直的手腕不好用，使劲折腾，也不成功，弄出了很大的动静，惊动了妈妈。我痛苦地说：“妈，我病得这么重，咱家治不起，还不如早点了断……”妈妈说：“孩子，你千万不要乱想呀。你要是死了，妈活着还有啥意思？妈遭了一辈子的罪，不就是盼着你能快点好吗？你要是真的死了，妈犯了病也不吃药了，妈跟你一起死！”
   我知道妈妈说的是真的。因为妈妈在生我时是剖腹产，从而留下了肠梗阻的后遗症。后来，又得了强直性脊柱炎，腰部弯曲90度，所有的内脏都挤在了一起。医生说：“不能再手术了，只能保守治疗，如果控制不住的话，就会危及生命！”
   我可以不考虑自己，但是却不能不考虑妈妈。自从我瘫倒后，妈妈每天24小时寸步不离地陪着我。每当我发烧时，只要连续昏睡超过两天，妈妈就会害怕我死了。她一会儿摸摸我的头，看看我的烧退了没有。一会儿推推我说：“小梅，别吓妈，睁开眼睛和妈说说话吧！”然后就是含着眼泪看着我。只要是我一天有两顿不吃饭，那妈妈也不吃了。不知道有多少个夜里，我在偷偷地哭时，以为妈妈睡着了，其实妈妈也在偷偷地哭，我能听见她那低低的哭泣声……
   妈妈体弱多病，我怎能自私地只顾自己解除痛苦，而让老人去承受这种锥心之痛呢？于是，我拉过妈妈的手，发誓不再自杀！我也慢慢想明白了：与其每天都沉浸在痛苦中，不如怀着希望做点什么。从此，我开始看书，特别是中医、保健方面的书，把收集的单方、验方做了十几本手抄本。我还做了很多剪报集，剪纸......家里因为我的乐观，渐渐有了生气。
   2004年12月，妈妈由于长时间操劳，得了尿毒症。可任凭姐姐怎么劝说，她都不肯去医院治疗。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太差，她要把生的希望留给我！
   姐姐们不放心妈妈的病，把身体虚弱得不能走路的妈妈骗到了医院。在医院里，妈妈还是不放心我。见姐姐拦着不让走，妈妈突然就从病床上滚下，在地下使劲爬向病房门口，说爬着也要回到我身边。妈妈说：“我得回去了，要不然我就看不着了！”这一幕震惊了当场的所有亲人和医护人员。但当时谁也不明白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    妈妈回来了，是被人抬回来的。妈妈看见我，就笑了。我哭着劝妈妈：“妈，我知道您是不放心我，但是，您要是不治好病，您怎么才能照顾我呢？咱们娘俩的命是连在一起的，只有您好了，我才能更好。您去医院吧，您不是不放心我吗？这一次，我和您一起去！”这时，妈妈重重地点了点头，突然昏迷了。姐姐们急忙叫老救护车，把妈妈送往医院......
    经过一夜的抢救，妈妈终于醒了。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小梅是不是已经死了？”和前一天的那句话连起来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妈妈为什么爬着也要回到我身边。那时，她的思维已经混乱了，她觉得没有她，我很快就会死了，她要是不回来就看不见我了！
我在妈妈的床前坐了十三天。我一刻都不能离开妈妈的视线，她不放心我，要一睁开眼睛就能看见我。妈妈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，经常用那种留恋的眼光看着我。妈妈清醒时，开始断断续续地给我叮咛：“梅儿，记住，你得的是不死的癌症，不死，就是有希望，你可不能自己放弃，要坚强啊！”“梅儿，将来你姐姐们都结婚了，不能像妈这么照顾你，所以，你一定得成个家，有人爱你，照顾你，我才放心……”“一定想办法存钱，换健康的关节，就能走路，就能过正常生活了……”妈妈甚至不敢睡觉，就害怕自己睡着了之后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每天晚上必须我坐在妈妈的床前，一只手抱着妈妈的胳膊，把脸贴在妈妈的脸上，用另一只手捂者妈妈的眼睛，轻轻地在妈妈的耳边说：“妈，把眼睛闭上，我不走，睡吧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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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最后的三天时间里，妈妈始终处于深度昏迷状态，对外界的任何刺激已经没有反映了。但是奇怪的是她唯独能听懂我说的话。我流泪时，妈妈的眼角也会留下眼泪！记不清有多少次妈妈无力地睁开她那已经很散的眼睛，努力地在寻找着什么。我知道，妈妈就是在找我。记不清有多少次妈妈张着嘴，想要说些什么，我努力地听，却什么也听不见......
记不清有多少次都是我从死亡边缘一次次地把妈妈拉了回来。当妈妈的心率-下降到30以下，只要是我轻轻地在妈妈的耳边说：“妈，您不是想为我治病吗？您不是想为我换关节吗？您不是想看到我能走、能跑、能跳的样子吗？我现在还没好呢，您不能扔下我就走了......”妈妈的心率就会上升，40、45、48......
    2004年12月29日，妈妈还是走了......
在妈妈刚患尿毒症时，我曾经想过，只要妈妈不在了，我就会跟着妈妈一起死！但是在陪伴妈妈走到生命的尽头时，我亲眼看到了妈妈在死亡边缘一次次地挣扎回来，她一直在与死神顽强抗争。她那种对生命的渴望和留恋一下子就让我明白了生命的宝贵。
妈妈走了，我痛不欲生，孤独的父亲更加苍老，无力像以前妈妈那样照顾我，可日子还得过呀！我经常梦见妈妈的叮咛。尽管妈妈的遗愿难于上青天，但我知道，我必须选择坚强，努力去争取……
   选择坚强，我首先必须学会照顾自己。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自己洗脸。由于关节强直，我够不着脸，怎么办？我就做了一个海棉棒。当我第一次把蘸满水的海棉棒触碰到脸颊时，我几乎不能自已，任由泪水肆意流淌：我能自己洗脸了！不能接电话，我就把电话手柄加长，用两跟筷子绑起来用；拉不上衣链，就用一根毛线针往上挑；坐不起来，就练，一次不行两次，直到无数次后坐起来，双肘磨破了皮……
    这些小事我做得很艰难，但那种成功的喜悦都是从来没有过的。这也为我打开了生命的另一扇窗，我的思维也变得活跃了。一天，我特别想知道究竟强直性风湿病是怎么回事，希望买书了解一下。可我上不了书店，姐姐们都成家了，我总是不忍心打扰。一时兴起，我拨通了绥化市广播电台的热线电话，说了自己的病情，没想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，也接到了许多关切电话。但我没想到，最后的一个电话，竟引出了一段人间奇缘。
爱的延续：激情燃烧跨越生命的重重险滩
   最后一个给我打电话的小伙子，叫孙兴利，他向我介绍一种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都不觉得彼此陌生，甚至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孙兴利是黑龙江省密山人，工人家庭，有三个哥哥，高中毕业进了工厂，不久考进一所偏远学校当教师，1996年进入哈尔滨师范大学进修，返校后又挑起外语教学工作，很受领导器重，学生喜欢。2000年4月，孙兴利被诊断患了类风湿病。2002年，他的手指和脚关节红肿变形，不能握笔，浑身肌肉开始萎缩，双膝几乎全部弯曲了，只能以轮椅代步，他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教师岗位。
   孙兴利的母亲不认字，父亲又是个盲人，一家人微薄的收入都用在了他的身上。因为他的病情操劳过度，他父亲2005年1月患胃癌去世，母亲整日哀叹。孙兴利不想再拖累母亲，准备了结自己的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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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，孙兴利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拨通热线电话的。也许是同病相怜，孙兴利带着朴素的愿望，希望他用过的药能对我起到一点作用。
    同样的人生际遇，拉近了我跟孙兴利的心理距离，不知不觉中，我们聊到了深夜。孙兴利小我22天，叫我姐姐，我叫他弟弟。以后的日子，通电话成了我们生活中唯一的乐趣。孙兴利一直对未来不乐观，我就给他唱《朋友别哭》。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孙兴利浓浓的自杀情结，我就开导他“好死不如赖活”。有一次，我给孙兴利读我写给他的诗：梦是我的小鸟/自由自在飞翔/飞到你的身边/给你送去一件梦的衣裳……
    大概是我太童趣了，竟把孙兴利逗笑了。孙兴利说，自从他生病后，就没笑过，他已经不会笑了。于是，我就在每次通电话后，对他说：“给你一个笑脸。”在我的鼓励下，电话里经常传来他爽朗的笑声。但我也发现，随着彼此熟悉的程度加深，孙兴利的谈吐却不自然起来，爱情之花不合时宜地萌芽了。
    突然有一天早晨，兴利在电话里说：“我不想叫你姐了，我想叫你梅，因为我爱上你了！”沉默了好久，我理了理乱得不能再乱的思绪，轻轻地说：“让我考虑一下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你还是叫姐吧！”两天后，兴利又打来电话说：“我想你了，我爱你，我会用爱滋润你，让你成为永不凋谢的花朵。你知道吗？在我最需要你时，你就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。如果我好了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。即使是做亲弟弟，我也要照顾你一辈子！“
    我觉得鼻子有点酸，有点想哭的感觉。虽然依旧身处“牢笼”之中，虽然他和我相距几百里，但是有人关心、有人牵挂的日子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慢慢地，我开始期盼他的电话。没有电话，我就会烦躁，担心他出事了。直到有一天他哭了，他骗我说感冒了。那一刻，他感到了我在着急！我第一次那么急切地叮嘱他快点吃药，发现他已经在不经意间走进我的心里了。
    2005年3月，我持续高烧39度以上，胸痛，不敢呼吸。面对着无望的明天和没钱治病的现状，我的心凉了，沮丧得想自杀。高烧五天后，我的身体极度衰弱，已经起不了床了。再后来，只能呼吸半口气，还得用手压迫疼痛的部位才能勉强忍着疼。我觉得自己要死了，但是兴利的忧郁让我放心不下。我知道他曾经有过一次自杀，我怕他在我死了以后再做傻事，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：“如果我死了，你要想办法治好病，然后继续你的理想。如果遇到一个让你心动的女人，你要勇敢地去追。到那时你要把我写给你的信全部烧掉，只要在心里记得曾经爱过一朵梅花就够了。”
    兴利回复说：“我爱你，不能没有你，已经离不开你了。你如果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你知道吗？在我生命濒临灭亡时，你的出现让我那灰色的天空阳光灿烂，你忍心再把我推回去吗？”
     兴利的话，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！兴利爸爸的过世，他的精神支柱已经没有了！如果我死了，他受得了吗？那天我决定：我要活着！我第二天就打电话借钱去治病，很快高烧好了。生命中因为有了他而让我更留恋这个美丽的世界了。这种感觉既凄凉、又无奈！我们有一个生死相随的约定：如果我们永远都站不起来的话、如果两个人中有一个先死了的话，就会把骨灰寄给另一方，等另一方死后，我们的骨灰要溶在一起、葬在一起！
随着感情的升温，我们的电话费也在暴涨。我们从每天通话一次到三次、五次......可是家里本来就没有钱，高额的电话费已经让我们无力喘息……无奈之下，我们强迫自己控制通话时间。我每天只给兴利打两分钟的电话。为了能让他多听到我的声音，我把两分钟分成2~3次打，我最短的通话时间是十五秒！
   为了时刻都能感受到彼此而又不花钱，早上兴利起床时，按响我的电话意思是：“早上好，我起床了！”我听到后回了两声铃，意思是：“我收到了你的祝福，也祝你早上好！”晚上我临睡觉时，给他响了两声铃，意思是：“我要睡了，晚安！”他听到后回了两声铃，意思是：“睡吧宝贝，晚安！”如果有连续的铃声就代表特别地想对方，白天没有话费时我们也经常响铃。如果偶尔有事误了回铃，对方就会特别焦急，就会打来第二次铃。如果对方再没有回铃，那电话就会拨通，总是怕对方出现什么事情……
就这样，我们把相思溶进电话里，写进信里，录进录音带里寄给对方。兴利给我寄来自己的漫画、照片。我给兴利寄去我的剪纸和照片。我们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，共同经历风和雨，感受彼此的笑和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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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7月1日，我和父亲投奔姐姐，把家搬到绥化市。那是姐姐给我们租的一套小房子，当时还没装电话，我出门也不方便，就没给兴利打电话。但我知道兴利和我一样在着急，就每天给兴利写一封信。在我搬家的第六天，我接到了兴利打到我姐姐家的电话。他说：“这六天我基本上没怎么吃饭，也没怎么睡觉。眼睛都熬红了，人也瘦了！”
也在那几天，我也收到了孙兴利给我写的信，信里满是思念和牵挂，信纸上成片被泪水打湿又重新描上的痕迹。他说：“.....这几天我什么也没有做，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下去。从来不懂度日如年，现在却领教了是思念在把心撕扯、摧残、蹂躏、砸扁......”然后还画了个他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泪湿枕边的自画像。
    其实我也和兴利一样，没有他的日子，时间过得异常地慢。我开始一遍又一遍地看兴利写给我的信。一起欢笑、一起流泪、相互鼓励、相互支撑的所有含泪带笑的往事，都在我的脑海里闪现......那时，我才明白这份爱对于彼此的重要！这可是我们在苦难生活中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啊！
    新家的电话装上后，我们两人又开始了热线联系。在我们实实在在地认可彼此这份爱时，我紧紧把妈妈的遗像艰难地贴在心口上，轻声对妈妈说：妈妈，我找到爱人了，女儿不会看走眼的，您在天堂放心吧！潜意识里有一种东西在昭示我，那是天堂里的妈妈爱在延续，我要开始迎接新生活了。
期盼手术圆梦，爱一定会让爱站起来！
     2005年端午节，我给兴利打电话，听见他好像在哭。我急忙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没什么，我正在画漫画。画到伤心处，忍不住哭了。那是两只装在两个笼子里的小鸟。尽力往对方笼子里飞，却飞不出去，它们伸出翅膀去够对方，却怎么也够不着……”
      我的心一下子好沉，兴利画的那两只笼中鸟分明就是我们！我哭着说：“既然天高任鸟飞，那就打开笼子，让它们自由自在地飞吧，千万别用人为的枷锁去锁住它！” 电话的两端，两个断肠人泪湿衣衫！
     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，反复想着我们的事。我不知道我们这种身体去爱是不是太奢侈了？是不是在轮椅的世界里不该有爱？可是爱一个人有错吗，我们为什么爱得这样苦、这样难，要承受这种欲分不能、欲罢不忍的撕扯？思前想后，只有一条路能让我们的爱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治病！只有治好了病，我们能站起来，才能有机会生活在一起。即使药物无效，还可以手术。生命中因为有了如此刻骨铭心的爱，让我们求生的欲望更强烈了！经过了一夜的思考，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和兴利一起进手术室，同生共死！！
我跟父亲把家搬到绥化后，我和兴利距离更远了，相隔千里，但时空没有阻隔我们的热恋。而且，来到姐姐身边，我感到很温暖。但我做梦都想不到，我的病情在继续恶化。都说风湿不可怕，就怕上大胯。就是说如果风湿病患者的胯骨开始发作，那就很危险了，将导致终身瘫痪，而我的症状正是如此啊！而要摆脱这样的危险，惟一的途径就是换关节了。
我给兴利打电话，说：“兴利，也许有一天，我们可以换关节。我妈还想让我再次站起来，到她坟上烧柱香呢。要是能，咱们就把坏的关节埋到父母的坟里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可兴利叹口气说：“傻丫头，换关节是好，可是需要许多许多钱，钱从哪来啊！”
     但是，兴利得知我身体的真实状况，知道换关节对我而言越来越迫切时，他的态度马上变了：“小梅，你的病情紧迫，必须尽快换关节。尽管我们力量微薄，但可以想方设法，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，也要进行百分之百的努力！”
我们两人想来想去，觉得依靠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力量，换关节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只有向社会呼吁，让众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，我们才能得救，才能成全我们美好的爱情！于是，我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我们一起向社会呼救，一起换关节！接着，我和兴利用早已变了形的手指，含泪写了十四封求助信，发往各大媒体和慈善机构。
     苍天不负苦心人。哈尔滨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《健康之路》节目相继报道了我们的事。2005年11月上旬，我们在媒体记者的帮助下，分别来到哈尔滨，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免费做身体检查。
     那天，姐姐和父亲推着我，兴利由哥哥嫂子推着，在哈医大的小会议室里，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在三台摄像机的包围下第一次见了面。他很瘦，瘦得让人心疼。他很憔悴，一路上的风餐露宿都写在了脸上。但是眼神里流露出兴奋的神情已经透露出了他的秘密。这是我们期盼了好久的时刻，想好了的话却一下子全都想不起来了。我真想牵着兴利的手，一起并肩去散步，让暖暖的阳光照在脸上，让柔柔的风吹在身上，享受着一个只属于我们的世界。但是，此时我们的轮椅离得很近，可彼此却够不到对方，只是靠眼神的交流读懂了双方的含义。
    下午，我们分别去拍X光片。两辆轮椅一前一后的被推进了X光室，我先开始拍片。拍片时，我脱掉了外衣，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长袖T恤。我拍完了片子穿衣服时还没有穿好，父亲已经在推我往外走了。我的衣服顺着轮椅滑了下去，轮椅恰好推到了兴利的身边。我看到兴利的手动了几下，身体努力地向前够着，去捡那件差点滑落的衣服。尽管他已经很努力地在动，却没有挪动半步！我的心里酸酸的，沉沉的。
兴利进去拍片了，爸爸推着我走出了门。我叫住了爸爸，轮椅转了一下方向，面向着屋内。我看着兴利被抱上了X光床，慢慢躺下。
    我们就这样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交流，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、每一秒！我们的眼光相互的追赶，当一个人回头看时，碰到的必然是另一个人的目光。心里一热，报以一笑，不用多说已经心领神会了。
    检查结果表明，我患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兴利患的是牛皮癣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，都属于骨关节病。根治方案都是做人工关节置换术！只要手术，我们就可以站起来了！！医生语重心长地让我们抓紧治疗，我们的情况都不好，再拖下去，将导致终身瘫痪！
可是，做手术的巨额费用还没有一点着落，我俩不得不各自回家等待时机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看看兴利，就又要分别了......当我的轮椅经过兴利的轮椅时，我看到了兴利眼睛里含着的泪水，有话说不出，而我自己也早已无语泪满腮了……
站起来！这个对于普通人最简单不过的事，如今却成了我们最奢侈的梦想！2005年的11月末，尽管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我身上的疼痛也越来越重了。脚疼得不敢穿鞋，大拇指都肿得像个棒槌一样，连握笔都很费力了。右肩疼得写一会就得休息一会儿，`要不然就疼得直抽！但是我还是拿起了笔继续写着求助信，写这样一封信得用三天时间！因为每寄出一封信，就寄出了一份希望！！就离圆梦的路更近一步！
    我们的故事再一次感动了中央电视台，《半边天》节目组在2006年的1月1日从北京赶到了绥化。为了能让我们这对现代的牛郎织女能够再见一次面，主持人张越一行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，准备陪我一起去见兴利。我高兴得心都快跳出来了，刻意找出我最喜欢的红毛衣，还涂了鲜艳的口红。我想让兴利看到我漂亮的样子，想让他高兴。但是这次善意的安排，却因为我晕车晕了过去，在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，不得已返回了。我失落得无以复加，母亲不能祭奠，恋人不能相见，人生还有比这更苦的命运吗？
这时，一直关心我们的北京301医院周勇刚教授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说我们两人做手术需要换九个关节。每个关节四万元，九个关节三十六万，我们就是两辈子不吃不喝也凑不够这天文数字的钱啊！
     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兴利时，他当时就哭了，滴滴泪水落在我的心里。兴利说：“梅，咱们今生还能站起来了吗？还有在一起的时间吗？要不咱们一起死吧！”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：“兴利，先别失望，实在没有凑到手术费，那我们就走出去，去街头募捐也好，做乞丐也好，只要咱们自己不放弃，就有希望的！”
2006年的3月2日，中央电视台《半边天》播出了我们的节目。4月29日，中央广播电台《神州夜航》节目播出了我们的故事。我和孙兴利，来自两个悲惨家庭的爱情和亲情故事，深深打动了社会各方爱心人士，大家在网上建立互动的个人主页，为我们募捐。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捐助，以各种方式涌来来，目前我们已经得到18266元捐款，并在不断添加中……
我们相信，爱，一定会让爱站起来！

lilylily

博客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imei

半边天的采访视频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96a949e01000ddx.html

yjm

感人,顶一个

静水

看这样的东西很容易[ku]

幽幽

非常感人，我含泪看完了这篇文章和这段视频，不知李梅妹妹现在筹到了多少钱？我想大地声呼吁医疗机构能减少或折价一些费用，各慈善机构也能伸出援助之手，让这对同命鸟能够飞在一起  ！

逆水行舟

看后心里酸酸的，有说不出的痛！这也许是同病相怜吧。

伟大的母爱令人感动！
愿这对苦命的恋人梦想成真，真心祝福他们！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