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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贝拉 于 2014-6-2 23:28 编辑
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:
“这是一个陌生人,我一点也不了解他,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。他没有热,也没有光,也不能吸引我,但他不吓唬我,不惊动我……”
“他不爱多说话,也不恭维人……没有傲气,也不自卑。”
“他常常来看我,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。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,听到时觉得新鲜。有时,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。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,我也得到一点素材,就写进小说里去。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,他不妨碍我,看见我在写文章,他就走了。我肚子饿了,他就买一些菜、面包来,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。慢慢生活下来,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。”
“后来,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。”
不久,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《真话报》工作。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,参加《北斗》编辑工作。
1933年,丁玲、冯达、潘梓年一起被秘密逮捕,一同押往南京软禁。丁玲开始了终其一生苦难说不清道不白的三年囚居生活。
一同被捕入狱的潘梓年在相关的文字资料中被如下记载:1933年5月,潘梓年由于叛徒出卖在丁玲寓所被捕,入狱达4年之久。
因为丁玲的社会声望及舆论,加上国民党一向比较尊重文人,所以丁玲并未遭到为难,没有审判,没有坐牢。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、中央组织部长、中央宣传部长等职的张道藩,曾先后三次找过丁玲,请丁玲写剧本,都遭到拒绝。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、叛徒顾顺章都与她经常来往,对她表示十分器重,陈立夫也和她见过面。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“谒陵”(看丁玲)“谒蒋”(丁原名蒋冰之)这样的话。
在软禁期间,丁玲同叛徒嫌疑人冯达一直同床共枕,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,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著名舞蹈家,《天鹅湖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的导演。
多年后丁玲对那段日子的回忆是:“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,只想找人发泄!”
对与冯达之间的同居关系总结为:“明知不是伴,事急且相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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